4月10日，由浙江省桐鄉市人民政府、作家出版社主辦的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頒獎典禮在豐子愷故里——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舉行。著名作家、魯商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兼國欣文旅黨委書記、董事長高洪雷的作品《逆風招展的旗幟》榮獲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評委獎。
此次獲獎的《逆風招展的旗幟》以明初方孝孺舍生取義的故事為線索，以大歷史觀的敘事方式，逐步引申出文人當有的氣節與風骨，以及這種氣節與風骨對一個社會、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重要性。組委會在頒獎詞中如是評價該作品：“從明清到文藝復興，從有形的廟宇墳塋到無形的精神風骨，明初第一文人方孝孺殺身殉道的人生經歷，在全文開闊的視域、健勁的筆鋒和熾熱的情懷下鋪敘開來，種種臨場感十足的細節更是勾勒出一段家國驚變的歷史，呈現出高度的人格力量。”
豐子愷先生是文學大家，在文學、繪畫、書法、音樂、翻譯等領域均有很深造詣，漫畫與散文創作更是成就卓著自成一派。作為對豐子愷散文成就的紀念，“豐子愷散文獎”由桐鄉市人民政府與國內權威文學機構共同發起設立，面向全球散文創作者征集優秀作品，旨在彰顯華語文學的優秀傳承，推動豐子愷文學思想的傳播。自2014年設立以來，7年來，累計收到參賽作品17000余件，作家余光中、余秋雨等都曾榮獲該獎。本屆豐子愷散文獎大賽的參賽作品達到6465件，為歷屆之最。組委會邀請了國內知名作家、評論家、各大文學報刊主編、散文研究專家、出版界權威人士等組成評審團，經過近半年的征集、初評、終評，最終評出豐子愷散文獎特別獎1篇、豐子愷散文獎5篇、豐子愷散文獎評委獎10篇。鑒于本屆征稿作品數量多、整體質量高，特設立豐子愷散文獎提名獎20名。
（文/高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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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風招展的旗幟
在人類歷史上，他是第一位被“誅十族”的名士,而且這一空前絕后的罪名是他自己“申請”來的。
——題記
一
中國有句古話，叫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但有一個人被公認為明初第一文人，他叫方孝孺，今浙江寧海（古屬臺州）人，與魯迅的學生柔石是同鄉。年幼時以天資超群蜚聲鄉里，每天讀書超過一寸厚，被鄉人譽為“小韓愈”。成年后，師從“明初詩文三大家”之一的宋濂，宋濂的門生無人能出其右，就連前輩胡翰、蘇伯衡也自嘆不如。
1382年，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召見了年方25歲的方孝孺。盡管方孝孺的仁政主張與朱元璋偏重刑罰的施政理念相左，但朱元璋還是對這個不亢不卑的年輕人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并悄悄對皇太子朱標說：“這是一個品行端莊的人才，你應當一直用他到老。”
可惜，朱標死在了朱元璋之前，沒有運氣用他。
朱標的長子朱雄英比朱標死得還早，更沒有可能用他。
好在，朱標的次子——朱允炆也欣賞他。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標突然病逝，朱元璋本想立“勇武過人”的四子——燕王朱棣為嗣，但燕王之前還有二子秦王和三子晉王，加上朱棣并非嫡出（朱棣之母并非馬皇后），他只能依照多數大臣的意見，立“仁明孝友”的孫子朱允炆為皇太孫。朱元璋駕崩后，朱允炆順利繼承大統，年號建文，史稱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先后任命方孝孺為翰林侍講、侍講學士、文學博士，國有疑難必要向他詢問，使他實際上具有了“帝師”之尊。方孝孺還受命主持修撰了《太祖實錄》《類要》等典籍，并有《遜志齋集》《方正學先生集》傳世。“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不安于小成，然后足以成大器；不誘于小利，然后可以立遠功”，方孝孺說過的這些話，句句閃爍著哲思的光輝。時人只要一談到“方孝孺”，必用“如雷貫耳”來形容。
似乎，這個名滿天下的文人應該有一個光明的前景。
二
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方孝孺所服務的建文帝太年輕，太單純，太急功近利了。
按說，一個年輕皇帝上臺，最應該做的是安撫四方，穩定局勢，以時間換空間，以恩惠贏公認，待自己羽毛豐滿，等藩王慢慢老去，再剪除異己不遲。但朱允炆顯然不諳此道，屁股剛沾上帝座，就在幾個近臣的鼓動下，開始向叔叔們下手——削藩。燕王朱棣本心有不甘，加上朝廷的削藩之刀即將落在自己頭上，便以“清君側、靖國難”為名，于建文元年（1399）發起了歷時四年的“靖難之役”。
聞聽朱棣從北平（今北京）起兵南下，年輕的朱允炆立時變得手足無措，派人安撫不成，便無奈地詔令天下出兵討伐。詔令、檄文皆出自方孝孺的手筆。
本來，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對峙。一方乃當今皇帝，國之正統，手上握有100萬軍兵；另一方乃一介藩王，手下只有近30萬兵力。問題還是出在雙方的統帥上，當今皇帝年僅22歲，是在宮廷里長大的嫩苗，從沒經歷過戰爭考驗，“仁柔少斷”，朝令夕改；而燕王正值39歲的壯年，性格比父皇朱元璋還要剛毅，曾多次領兵征伐北元，生猛果敢，“智慮絕人”，堪稱一代戰神、曠世梟雄。在成王敗寇的年代，“以孝治天下”遇到“以武定乾坤”，幾乎等同于“秀才遇到兵”，勝負的天平必然出現傾斜。
公元1402年初，攻守雙方在山東德州形成拉鋸。就連獵狗都知道，將啃不動的骨頭吐出來，換個便于著力的角度，以便從容地把它吃掉。想當年遼軍就是繞過楊延昭堅守的遂城，到疏于防范的其他城市大肆劫掠的。于是，韜略過人的朱棣祭出遼人用過的奇招，繞過朝廷大軍重兵駐防的山東，從朝廷軍力薄弱的區域南下，迫使駐守長江的朝廷水軍將領投降，然后直搗帝都應天（今江蘇南京）。燕軍進京時，宮中火起，馬皇后自焚而死，朱允炆下落不明。一說在宮中自焚，一說從暗道遁逃到云貴一帶為僧，還有一說逃亡到了東南亞國家，據稱這也是朱棣派鄭和下西洋的初衷。方孝孺因拒絕逃亡，被俘入獄。
朱棣進京后，大肆殺戮曾為建文帝出謀劃策且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將，大臣齊泰、黃子澄等被“滅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俘入獄的方孝孺也自知難逃一死。
豈不知，有一個人正試圖救他。這個人不僅了解他，而且欣賞他，還是他的敵人。
三
這個試圖救他的人，名叫姚廣孝，今江蘇蘇州人，比方孝孺年長22歲，早年出家為僧，精通佛、道、儒、兵家之學，后來成為朱棣第一謀士，素來追慕方孝孺的文名。
朱棣率軍從北平出發時，負責鎮守北平的姚廣孝曾跪求朱棣不要殺方孝孺，原話大意是，城破之日，方孝孺必然不肯投降，您千萬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讀書人的種子就絕了。
因服務的對象不同，姚廣孝與方孝孺并無交集。但作為對手，姚廣孝顯然十分了解這個敵人兼偶像。他的這個請求，完全是發自肺腑的。大元一朝，把文人列為“臭老九”，天下文人一直難有出頭之日。而明初，又有許多文人死于朱元璋的白色恐怖。如果當今天下第一名士方孝孺被殺，斷了的不僅是讀書人的種子，恐怕還有讀書人最后的氣節。
對此，朱棣“頷之”。朱棣之所以答應，并非僅僅是看在姚廣孝的面子上，更多的因素是這個人還有點用處。
朱棣在草擬即位詔書時，想到了方孝孺。其實，這個詔書并非一定要方孝孺來起草，大凡舉人出身的文官都能勝任。但方孝孺名聲太大了，他不僅僅是讀書人的領袖，作為建文帝的侍講學士，他還是文官的偶像。他臣服了，朱棣的繼位才算名正言順，來自民間的非議才有可能平息。所以，這個詔書由他起草，既有權威性，也具號召力，意義非同尋常。
于是，朱棣命人將方孝孺從獄中召來。
一進大殿，方孝孺就當眾嚎啕大哭，聲徹殿庭。朱棣還算客氣，親自下殿，希望安撫一下，結果引出一段千古對話。
朱棣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意思是先生不要接受不了，更不必悲傷，我是在仿效周公輔佐周成王的古例。
方孝孺反問：“成王安在？”此處喻指建文帝。
朱棣答：“已自焚。”
方孝孺問：“何不立成王之子？”建文帝不是還有兒子嗎？
朱棣道：“國賴長君。”國家應有成年人掌管。
方孝孺說：“何不立成王之弟？”建文帝不是還有弟弟嗎？也是成年人啊。
朱棣道：“此朕家事！”并讓人把筆硬塞給方孝孺，說：“此事非先生不可！”
一落筆，就是榮華富貴；一撂筆，就可能人頭落地。對于常人特別是今人來說，這是個再簡單不過的選項，答案不言自明。但這個文弱的中年書生偏偏臨危不懼，當著滿朝文武奮筆寫下“燕賊篡位”四個字，然后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詔不可草。”
之后，《明史·方孝孺傳》記載：“成祖怒，命磔諸市。”也就是命令將方孝孺在鬧市凌遲處死。
但《寧海縣志·方孝孺傳》《明史紀事本末》等民間文獻記載，兩人的對話并未結束，見方孝孺投筆于地，朱棣強壓怒火說：“即死，獨不顧九族乎？”意思是，你死也就罷了，難道你就不顧及你的九族嗎？恫嚇與威脅之意溢于言表。
方孝孺用更大的聲音答道：“便十族奈我何？”
四
“便十族奈我何？”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句反詰之辭，因為自古以來最嚴厲的刑罰莫過于“誅九族”（包括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了，史上從無“十族”之說，法典上也無“誅十族”之例。
但朱棣是誰？他是個連皇位都敢篡奪的人。在他眼里，記錄就是要被破的，成例就是要被改的。于是，他“答應了”方孝孺的“請求”，創造性地把方孝孺的門生列作一族，連同宗族合為“十族”，總計有873人被凌遲處死，史稱“瓜蔓抄”。
6月25日，也就是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的第八天，朱棣下令在南京聚寶門（今中華門）外公開誅殺方孝孺十族。
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被誅十族的人，方孝孺就夠慘了。但更慘的是，這些受到無辜株連的人，都是死在方孝孺面前的。為了羞辱他，折磨他，朱棣把873個人逐個押解到方孝孺面前，當著他的面殺戮。但奇怪的是，被殺的人沒有一個在臨死之際懇求方孝孺臣服于朱棣，以換取自己珍貴的生命。沒有，一個也沒有。
唯一慶幸的是，方孝孺沒有看到自己的妻子兒女臨刑。史書上說，他入獄后，他的家人對朱棣之殘暴早有耳聞，自知厄運難逃，便提前做了了斷。他的妻子鄭氏及兩個兒子中憲、中愈自縊身亡，兩個女兒也投秦淮河自盡。
家人死了，方孝孺沒哭；親戚、門生被殺，他也沒哭。直到他的胞弟方孝友臨刑時，方孝孺方才淚如雨下。他的胞弟方孝友也是一位骨鯁之士，居然反過來作了一首絕命詩規勸流淚的哥哥：“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后，旅魂依舊回家山。”方孝孺也作了一首絕命詩回贈胞弟：“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猷。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史載，誅方孝孺十族，行刑七日方止。
十族誅完，才輪到方孝孺。此時，方孝孺仍謾罵不止。朱棣恨其嘴硬，叫人將方孝孺的嘴角割開，撕至耳根。方孝孺血涕縱橫，仍痛罵不止。之后，據《太宗實錄》和《明史》記載，方孝孺被凌遲處死。還有一說，方孝孺是被腰斬的。其實，是凌遲還是腰斬，就像魚是紅燒還是清蒸一樣，并無實質性的區別。根據這一說法，被腰斬后，只剩上半身的他以肘撐地，用手蘸著自己的鮮血，在地上連書“篡”字，寫了12個半方才氣絕倒地。
他死后，骨骸也被拆散，棄之荒野。他的門生、德慶侯廖永忠的孫子廖鏞與其弟廖銘冒險收集他的殘骸，掩埋在聚寶門外的山上，兄弟二人因此丟了性命。寧海人馬子同偷偷將他的殘骸投入井中，后人稱此井為義井。方孝孺的著作從此被列為禁書，永樂年間凡藏之者皆為死罪。
五
在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橫行了幾個世紀的中國，有人把方孝孺的行為定位為愚忠愚孝。從表面上看，此說似乎有些道理。朱棣也一再聲稱，誰當皇帝是“朕之家事”，與旁人無關。況且，朱棣這個皇帝當得也不差，僅拿得出手的政績就有幾項，如重修長城，編篡《永樂大典》，派鄭和下西洋，盡管這些華麗的政績是以勞民傷財為代價的。
暫且不說朱允炆的“仁政”與朱棣的“刑治”哪個更有益于萬民，也無法設想前者不被推翻是否也有不凡的政績，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誰當皇帝，真的只是“朕之家事”嗎？眾所周知，中國儒家一向認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顯然，在被奉為中國古代主流意識和正統觀念的儒學思想中，皇權的傳承并不只關乎皇帝一家人，而是天下興衰、社稷存亡的大事，朝廷立儲要名正言順，皇帝廢立應遵從綱紀，興兵討伐須師出有名，否則就是不忠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就會人神共憤。所謂“靖難之役”,不過是朱棣為篡奪皇權打出的一個幌子。朱棣與朱允炆之爭，也絕不是什么叔侄間的糾紛，而是正統與非正統的斗爭，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而方孝孺恰恰就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堅定維護者，他堅持了那個年代所應該擁有的忠君愛國的理想，體現了一個士大夫心無旁騖、剛正不阿的品質。
有人還說，從為人處世的角度看，方孝孺對待朱棣的方式過于生硬。你想死也就算了，憑什么拿話“激”朱棣，連累那么多無辜的人？明朝錢士升在《皇明表忠記》中就說：“孝孺十族之誅，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殺，愈殺愈激，至于斷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顧。”他的意思，朱棣的瘋狂殺戮，是被方孝孺激出來的。言外之意，如果方孝孺保持沉默，朱棣未必會誅他九族，至少不會誅他十族。想來，這個錢士升太高看、太善見這個朱棣了，這個由殘忍性格與無上權力結合而成的專制君王，一向視生命如草芥，吃人不吐骨頭，殺人不眨眼，僅殺戮建文帝的大臣及家屬就達數萬人，其中被肢解、油煎、剝皮的不在少數，你居然指望這樣一個歷史公認的暴君會放過拒絕起草詔書的方孝孺的那些無辜親友，真是幼稚與天真得可愛。而且，這個錢士升邏輯思維發達得很，你不去追究施暴者的責任，反倒去責備一個被施暴者，這與一個婦女慘遭家暴，卻將責任歸結到她頂嘴上有什么兩樣？
的確，在一般人看來，世間最重要的是生命，人任何時候都不能漠視生命，更不能做無謂的犧牲，因為人死不能復生。但是，世上真的沒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嗎？
哲學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們回答：有，它就是做人的底線，現代稱之為價值觀。有一種人，通過讀書來求知，又通過求知形成了理論自信，鑄就了抵御世俗的鎧甲，舉起了逆風招展的旗幟，形成了誓死不移的忠孝觀念和愛國情懷。方孝孺就是這樣的文人，一個不畏強權的文人，一個具有凜凜風骨的文人，一個大寫的文人。為了踐行自己的信仰，為了維護成憲、維系正統，為了防備篡位導致的生靈涂炭在歷史上重演，也為了捍衛“仁孝治天下”的政治理念，在面對牢獄與鍘刀時，早已決定舍身取義，并像張廷玉所說的那樣“視刀鋸鼎鑊甘之若飴”，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悲慘的結局。對于殉道者，死亡是他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榮光。換句話說，你殺了他，其實是成全了他。“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是也，“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是也，“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是也！因此，明朝名士陳繼儒稱他為“浙中第一名儒，國朝第一忠臣。”民國大儒胡適評價說：“方孝孺是殺身殉道的了不起的人物。”“硬骨頭”的魯迅在評價被殺的柔石時，說他“有臺州式的硬氣，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
六
正如姚廣孝所預言的，方孝孺一死，讀書人的種子就絕了。方孝孺之后，明朝再無一人稱得上政治思想家。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斯時也，文藝復興的朝陽升起在歐洲上空，驅趕著中世紀的黑暗，疾步邁進蓬勃發展的近代。因此，胡適感慨：“我國政治思想在14世紀以前，決不遜于歐洲，但近500年來何以不振，這是由于方孝孺被殺的慘劇所造成的。”
更悲慘的是，方孝孺被殺后，許多讀書人連氣節也丟掉了。大明滅亡時，變節者甚眾，僅重臣就有祖大壽、洪承疇、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孔有德、孫可望、鄭芝龍、馮銓、張縉彥、阮大鋮等上百人。明末文壇領袖錢謙益率領大臣在大雨滂沱中開城向清將多鐸投降，更是丟盡了大明文人的臉。殉國者卻屈指可數，有名的不過史可法、陳子龍、張家玉、金聲、劉宗周、夏允彝、何騰蛟幾人而已。意味深長的是，盡管變節者為大清滅亡李自成、張獻忠和南明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在全國統一之后，當“忠君愛國”上升為核心價值觀，對變節者的道德清算就開始了。乾隆當政時，為“崇獎忠貞”“風勵臣節”，下令將降清者逐一寫入《貳臣傳》，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對于誓死抗清的史可法等人，乾隆卻稱其為“完人”。
七
廟宇，是歷史的良心，是一個民族的道德風向標，也是一個國家的價值取向。時隔百年，皇權仍在朱棣直系后裔中傳承，明神宗就下詔為方孝孺等建文帝時期的忠臣平反。緊接著，一座屬于方孝孺的廟宇拔地而起，建廟的人也是一個有骨氣的文人，名叫湯顯祖，戲劇《牡丹亭》(又名《還魂記》）的作者。到了清朝，歷代皇帝仍對方孝孺贊賞有加，康熙皇帝在巡幸松江時，專門為方孝孺祠題寫了“忠烈名臣”的匾額。
一個人缺少什么，往往就會鼓吹什么。這座文人的廟宇在太平天國運動、日本侵略中國期間一再遭遇戰火，但屢毀屢建。重修廟宇的人里面，居然有一個最缺骨氣的官員——李鴻章。
在如今的南京雨花臺風景區，如織的游人只知道這是一處紅色旅游勝地，內有雨花臺烈士群雕、烈士碑、烈士紀念館，卻很少有人知道，在烈士紀念館北部綠樹掩映的山坡上，有一座面朝西方的高大墳塋，那就是公元1999年重修的方孝孺墓。如果您有幸蒞臨雨花臺，一定別忘了瞻仰一下這座可能連方孝孺遺骨也沒有的墓地，因為這里儲存著一個民族的精神風骨。
墓前牌坊上書有“天地正氣”四個篆字，那可是留影的最佳位置。